三秦游名人 > 华县名人

杨钟健（1897—1979），字克强，笔名强健、健、铁弹子等。出生于华县龙潭堡（今少华乡）一个农家。父亲杨松轩，是咸林中学创办人。杨钟健1910年，毕业于华州教育会附设高等小学堂，1913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后转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1917年赴北京求学，先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1919年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在新文化思潮影响下，他热心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参与组织起陕西省旅京学生联合会。“五四”运动中，他参加了天安门游行示威大会，并随游行学生冲入交通总长曹汝霖宅，痛打藏在其中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着参加了邓中夏等人发起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还作为北方学生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主编了以揭露陕西社会黑暗为主的刊物《秦劫痛话》。1920年，经邓中夏介绍，加入李大钊发起组织的学术性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和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次年起，连任两届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他上任不久，即给他于1918年结识，当时正在湖南长沙文化书社工作的毛泽东去信，请补填入会志愿书，毛泽东立即回了信。
　　1921年，杨钟健和陕西在京进步学生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等在北大办起《共进》半月刊。次年又成立政治性社团共进社，宗旨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矛头直指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这时期，《共进》和“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所出的《秦钟》杂志，时常由杨钟健主编。他写文章速度快，文笔锋利，人们誉他为“杨龙”。奉系军阀张作霖大骂：“大共（共产党）小共（共进社）都是一共”。1923年春，杨钟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作为北大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在这里与进行革命活动的李大钊朝夕相见，过从甚密。在此期间，经李大钊和著名国民党人邵力子介绍，杨钟健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1923年夏，杨钟健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接受老师李四光的建议，同年10月赴德国留学。次年正式考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随布罗利（Brolli）和施洛塞（Schosser）专攻古脊椎动物学。期间青年党（中国反动军阀所操纵的组织）一名成员笼络他，要他加入。他回答：“我要入青年党，还待今日，还要你老兄介绍吗？今后，我只注重学术研究，不再加入任何党派。但‘睹异国之气象，念祖国之疮痍，国势不振，因之处处遭人歧视。’我内心无限惆怅和激愤。”1924年7月，他在德国武二屯堡作地质旅行期间，写了《旅中感怀》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国威衰不扬，舌变失自由。荆棘遍祖国，泪向天涯流。”“国事嗟如此，忍作袖手观？此生无所补，空为一青年。”1927年，杨钟健获哲学博士学位（当时西欧学自然科学得博士学位，授哲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类化石》发表后，立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誉，被认为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诞生的标志。
　　1928年春，杨钟健回到北平，在国民党政府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任技师。同年夏，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并主持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他早期的工作，主要是华北的新生代地质。这时期发表以关于周口店各地点及华北新第三纪的哺乳动物群，主要是啮齿类、兽形类等小哺乳动物化石，偶蹄类及大量有关新生代地层、地质发育史的论著，成为中国这方面研究的经典著作。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工作重点逐渐转到爬行动物化石和中生代地层方面。较早的重要工作是关于山西武乡和中瑞考察队采集的新疆、内蒙古的二齿兽类和白垩纪恐龙的研究。从1929年到1934年，杨钟健的主要学术贡献在古哺乳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方面，成为中国哺乳类化石和新生代（特别是第四纪）地质研究的奠基人。从1934年起，他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爬行动物。1936年和1937年杨钟健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的两任理事长，并荣获葛氏纪念金质奖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和北平沦陷后，杨钟健得知日本侵略者要“聘请”他去东京“讲学”的消息，即抛妻别子，南下长沙，辗转到昆明，任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主任，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名誉教授。在昆明的几年中，他开始了云南禄丰蜥龙动物群的发掘和研究。经过他的深入研究，把卞氏兽从哺乳类划分到了爬行类，使爬行类化石研究真正成为他的主要活动。这一研究成果，使禄丰动物群成为世界上研究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脊椎动物和古地理的一个经典与标准的化石地点。1940年夏，杨钟健被聘为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脊椎古生物组主任和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同年10月，他随昆明办事处迁到重庆，兼任重庆大学名誉教授。1944年4月杨钟健赴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一些国家考察，走访了许多古脊椎动物的研究中心，特别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观察标本，与沃森（Watson）、格雷戈里（Gregory）、罗默（Romer）、辛普森（Simpson）、科尔伯特（Colbert）等许多专家共同探讨，并完成和开始了他一生中许多重要著作。从而使他成为当代国际上最活跃和最有成就的一位古脊椎动物学者。
　　1946年3月，杨钟健回国，继续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同年冬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次年春，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48年秋，杨钟健出任西北大学校长，抵制了胡宗南将学校迁至成都的图谋。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去台湾，他予以拒绝，在南京迎接了解放。
　　全国解放后，他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等职。1956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以更激奋的心情和更旺盛的精力，投入野外考察和研究工作。从山东莱阳恐龙化石——青岛龙，到中国的假鳄类——山西鳄，包括基型爬行类（Stemreptiles）与各种统治爬行类和形迹学（Ichnogy）方面，他都做了大量工作。这个时期，他对中国二迭纪到早第三纪爬行动物的形态、分布和系统发育方面的发现、修改和补充，对动物地理、系统发育、动物群及层位对比上的填补、充实、修订和整理概括，使人们对中国以至全世界这些方面问题的认识产生了重大的改变。他的卓越成绩，引起中外科学界的重视。同年8月，赴苏联参观访问，被莫斯科自然博物馆学会选为国外会员。1962年，他被选为美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的名誉会员。1975年，被英国林耐学会选为会员。他还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杨钟健一生除了从事古生物学的研究外，还是一位优秀的科学组织者和领导人。他从1929年进入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后，虽然几经沧桑，但他事实上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单位。解放后，新生代研究室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的研究所，他仍然继续在这里工作，成为中国这门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而这个机构也同时成为中国这门科学生长的摇篮和培养一代代后起学者的学校，成为这门科学的研究中心和基地。到今天，研究所已经拥有一支近二百人的科学技术队伍，研究的范围，包括从鱼到旧石器时代考古及有关的地层和生物学各方面的工作。他还领导创刊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季刊），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出现的古脊椎动物专业学报。他是中国自然博物馆事业的热心推动者，从1959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成立起，一直担任馆长职务。现在耸立在北京和其他省市的自然博物馆里的由他描述和命名的青岛龙、马门溪龙等巨大骨架，将是对他的古脊椎动物学贡献的永远纪念物。他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第四纪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为我国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的研究推广做出了贡献。
　　杨仲健还是一位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从中学生时代起，他就负有才气，后来发表过四本游记和散文集，还写了二千多首诗词。他的旧体诗词，虽然不是严格遵循格律，但和他的散文一样，都是清新、流畅、活泼的，还有不少是才气横溢、激情豪放的警句。这些诗词虽然大都没有发表，但都在他的亲友和学生中广为传诵。1976年，在他79岁时，以《八十不老》为题，写了“年近八旬心尚丹，欲与同辈共登攀”的诗句勉励自己，充分体现了他的壮志豪情和积极乐观精神。
　　晚年的杨钟健，不顾年迈力衰，一直带病工作，每天坚持到研究室上班，完成了新疆三迭纪爬行类化石和分别在禄丰和四川新发现的原始哺乳类和鼬龙类方面的一系列研究论文。1978年9月，还去庐山参加第四纪冰川现场会议，不但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还到野外参观和考察冰川地质现象（这是他的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地质旅行）。直到他生命垂危的时刻，他还关心我国的古生物学和自然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和他心爱的古脊椎动物学，工作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1979年1月15日杨钟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杨钟健平生著学术论文六百多篇（册），其中有《中国三迭纪水生爬行动物》《中国北部啮齿动物化石》《古代的生物》等20多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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