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重义
1926年夏季，县当局开始催征1929年的赋税。张重义的表弟张印才对此事发了几句牢骚，便被诬为土匪关押起来。张重义得知此事后气愤不平，只身赶到关押表弟的大定局中，诉说了张印才的冤枉。局绅刘乃斌正在纳凉品茶，见张重义衣着普通，便鄙夷的说：“你是个干什么的？准个啥东西！”张重义听后不卑不亢地回答说：“我是个普普通通的百姓，只是想问一问你为什么要冤枉张印才？”刘乃斌听后不由分说，喝令局丁将他拳打脚踢，推出门外。张重义毫不畏惧，在大门外高声疾呼：“你们还讲不讲理？你们为啥要冤枉好人？”大定局属下十多个村中，有谁敢面对面地向刘局绅讨公道？张重义的举动使乡亲们大为佩服，都夸赞说：“ 小伙子争（胆大倔强）得很。”
这年11月底,西安解围，共产党员李子谦回到家乡朝邑，筹建国民党县党部，领导和发动农民运动，秘密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展共产党员。春节时，张重义到南健村亲戚家中拜年，巧遇在县党部搞宣传的朱晦生也来该村姑母家。朱晦生早就听说过张重义，两人言谈十分投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朱晦生向他介绍了县上的农运开展情况，并邀请他到县党部工作。张重义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到县党部后，张重义在李子谦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接触到不少新鲜事物，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思想上犹如拨云见日，多年沉闷在心中的疑团逐渐得到了消融和化解。
年后不久，张重义和朱晦生、党克俭等遵照李子谦的安排，到县北部铁镰山一带发动农民。不久便在平罗朱村建立起全县第一个村级农民协会。接着又很快地成立起全县第一个区级农民协会——大定局农民协会。
大定局农民协会成立的会场设在西高明村的麦场上。张重义怀着兴奋的心情向会员们高声讲道：“农友们，我们每天把东山日头背到西山，可过的是啥光景？夏天太阳晒得人脊背起了皮，冬天寒风刮得人手脸裂开了口子，身上穿的都是破衣烂衫，粗茶淡饭还填不饱肚子。我们收获的粮食和棉花一多半都叫官府和财主们强收走了。这样下去，我们还有活的路吗？现在成立了农民协会，我们农民有撑腰的了，有说理的地方了……”其语言铿锵有力，会员们听后心情振奋，“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声响彻在会场上空，震撼着巍巍镰山。会后，张重义又领导清算局绅刘乃斌账目工作，查出了刘多年侵吞各村百姓的粮食达几十石之多。此事震动了全朝邑县，大长了农会会员的志气，灭了地方豪绅的威风。
这年4月，朝邑县农民协会成立，张重义被推选为县农民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为反对县当局和驻军向农民乱征苛捐杂税，县农协决定在夏收后开展抗粮抗税斗争。张重义向镰山一带各村农协作了传达。村农协会员有了县农会撑腰，纷纷行动起来。
一天，县驻军头目耿庄部下的一伙匪军来高明村要粮要款，村农协说我们的粮早就交过了。匪军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强行拉走了会员刘森成家的骡子。张重义得知后立即组织人员追赶，附近各村的农协会员也赶来助威。被拦截的匪军狗急跳墙，悍然向群众开枪，东高明村的会员李张锡不幸中弹身亡。张重义立即向县农民协会作了汇报，李子谦和朱晦生等一面亲自出面与耿庄交涉，一面派党文伯、马吉甫到高明村帮助张重义。最后，以大定局农协的名义为李张锡开了送葬会，附近各村农协均派人参加。当地驻军慑于农民协会的威力，也派人前来道歉并赔了命价。从此，这些匪军的行为也有所收敛。
1927年7月，经李子谦、朱晦生介绍，张重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负责党的组织工作。
1928年春节，张重义和朱晦生联系了2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农运积极分子，组成哀鸿剧社，自编自排了《翠英之死》、《不识字的害处》等新剧目，在各村公演。他除编排节目外，还主动饰演《翠》剧中翠英之婆母，把一个受封建思想毒害很深、摧残儿媳翠英致死的恶婆婆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控诉了封建礼教和罪恶的旧社会，启发了群众的思想觉悟。
此时，红枪会群众抓获了两名长期在高明村一带狼狈为奸、横行乡里的土匪，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在暗中活动，企图用钱财将二匪赎出。张重义和朱晦生认为，如不严处二匪，就会放虎归山，也会失掉群众信任。经上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后，决定在高明村演完戏后公开处决二匪，以便杀一儆百。
那天村民听说演完戏后要处决土匪，一时人如潮涌，争相观看。不料将二匪押往村外南庙洞子前时却发生了意外，牵着捆绑二匪绳子的会员因暗中受了贿赂，装作失手松掉了绳。二匪趁机向村南沟中逃跑而去，并且不断回头大骂，围观百姓喧然大哗。张重义一看情急，拔腿就往前追，几步就赶到跟前，一矛杆子就将一名土匪捅死在土埝子下。连在一条绳子上的另一名土匪被坠倒在地，被随后赶到的朱晦生连续几刀将其砍死。张重义指着二匪的尸体向大家说道：“今后凡是遇见土匪和恶霸就这样办。谁要是再敢危害百姓，二贼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
这年春，按照党组织决定张重义进入当时县上最高学府——南寨子高等小学学习，以学生的身份开展学运工作，被选为学生会主席。3月12日，校长突然在全校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的大会上宣布说：“由于近来共产党活动频繁，学生不得随意请假到校外去；学生的私人信件一律要经学校检查；学生下午课余时间一律到校园参加劳动。”学校的禁令引起了学生的不满，一致推举张重义和刘希堂、李秀实等为代表面见校长，要求取消禁令，但遭到拒绝。学生会面对校方的蛮横态度，决定第二天举行罢课。
晚饭后，张重义组织了几名同学，把校方平日压制民主、聘请“白”先生误人学业及剥夺学生通信自由等行径写成传单,送往城内的学校和单位,以便取得社会支持。晚上，大家睡静以后，张重义又悄悄地带人把各教室的门都上了锁，并贴上封条，把指挥全校作息的铃铛藏入下水道中。第二天，学校指挥系统失灵，乱作一团。城内各校都表示支持高小学生的斗争。东街职校学生，还在刘伯涛等领导下举行集会声援。高小校长怕事情闹大，一方面让老师利用亲属乡邻关系诱使学生复课，一方面暗中勾结警察来校抓人。刘希堂、李秀实等学生代表被捕，张重义逃离学校。警察追至西高明村，抓走了张重义的父亲等人，后经多方活动才被放回。那些在大革命中受到打击的土豪劣绅，也趁机对张重义进行造谣和诬陷。为了避免再遭迫害，他只好再次出走宁夏。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铁蹄长驱直入，黄河对岸的山西永济、风陵渡等相继沦陷，日军隔河不时炮轰朝邑县城，城内硝烟弥漫，房倒屋塌，群众死伤惨重。
远在宁夏的张重义获悉家乡即将沦陷的消息后心急如焚，毅然放弃生意，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一到家乡，他一方面寻访大革命失败后留下来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一方面寻找上级党组织。这样奔波了十多天，终于通过澄城的吴卜亭找到了中共沿河特委。在特委书记王俊的帮助指导下，1938年3月成立了中共朝邑县特别支部，张重义任特支书记。两个月后，党在朝邑的组织已发展到5个支部、57名党员，遂成立了中共朝邑县工作委员会。张重义任县工委书记兼组织委员。
几个月来，他顾不上家中农活，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之中。全县当时的50多名党员中，有3/5是他联系或发展的。
中共朝邑县工委成立之后，张重义指导各村共产党员动员群众，积极协助孔从洲旅长率领的警二旅修筑河防工事；为了及时掌握信息，开展抗日工作，决定在县城内开办一个书报社；抓党员素质的提高工作，除自己参加党在云阳的训练班学习外，还选派了李子谦、马子鑑、卫鑫、张醒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到延安或云阳学习；指示担任联保主任的地下党员张华莘以防匪为名制造枪支，秘密组建武工队；利用国民党当局在各联保开展社训的机会，组织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参加集训，选派共产党员李树仁、穆来定、刘勃如等投奔到朱晦生、刘钟谐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及朝邑县河防大队，开展抗日工作。
1938年9月，中共沿河地委为加强朝邑的工作，改朝邑县工委为朝邑县委。
此后，对朝邑的抗日宣传工作影响颇大的莫过于他所筹办的七七书报社了。为了使书报社取得合法地位，他请朱晦生以国民党某集团军少校副官处长的名义与县当局交涉。在得到认可后，他又四处筹款，筹得资金200多块钱，使书报社按时开业。
为了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书报社定名为七七书报社。书报社的成立，既及时传播了抗战消息，又为党的秘密活动建立了地点。这一切对唤起朝邑民众的抗日热情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国民党朝邑县党部虽然在书报社成立之初也假惺惺地送来对联表示祝贺，但暗地里却差人窥探多方为难。几个月后，县党部书记长边翼番策动警察局查封了七七书报社。张重义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特别注意，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不得不第三次离开家乡出走宁夏。
1940年4月，中共宁夏省委遭破坏，张重义辗转到了延安，向党组织汇报了情况。此后便留在西北局行政处生产科工作。
大生产运动开始后，张重义把妻子刘玉民也接到延安，并对妻子说：“接你到延安来，不是为了享福，而是为了革命，你要和同志们一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介绍妻子同延安南关新民村的妇女一块参加生产劳动。刘玉民在丈夫的启发帮助下进步很快，她吃苦耐劳，将自己的纺线织布技术传授给当地群众，促进了大生产运动，被评为乡劳动模范，披红戴花出席了边区政府召开的劳模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并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由于他待人热情诚恳，家中的窑洞便成为家乡来延安办事同志的义务接待站，这样势必加大家庭的开支。初安家时，他与别人在新市场合伙开个面坊解决生计问题。后来慢慢地来人多了，生活上便很窘迫。为了弥补生活的不足，便又与他人合开了个叫“义兴厚”的杂货铺，赖以度日。他听了领导在西北局大生产运动会上的动员讲话后，想到家乡朝邑盛产棉花，如果能弄来些棉籽在这儿试种成功，既可解决纺纱织布的原料，又能榨取棉油改善生活，对于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作用很大。于是，他赶回朝邑，找共产党员张殿臣、马子鑑、李子谦等人商议，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为了能使棉籽通过封锁线，便又去找国民党甘泉驻军团长党克俭（朝邑同乡，大革命时参加农运），以做生意为名，在四个多月时间里，向边区运送了20多万斤棉籽，还有不少医药和土布。
他看到西北局首长们平日骑的马瘦弱无力，想给首长们把这些坐骑换一换。经过十多天奔忙，终于从保安县（今志丹县）贩回了五六匹好马。
1946年陕西省工委为了恢复和建立国统区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决定向关中和陕南派数百名干部。张重义也奉命带领武工队回朝邑开辟工作。他从边区各单位的朝邑籍人员中挑选了20多名思想好、能力强、身体棒的人员组成武工队，并从西北局、绥德地委搞来七枝手枪。途经富县张村驿时，又去找新四旅的韩国栋，经韩介绍拟去蒲城一带搞武器。根据省委敌工科秦树文的指示，他让其他人先留在马栏，自己独自去蒲城。不料情况起了变化，没有搞到武器，便又只身回到马栏。
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为适应新的情况，党组织决定留张醒民在马栏训练电台工作人员，张洪一等调入关中教导大队，张重义受命先回朝邑开展活动。
张重义等南下的干部组成临时团体，由雁门支队队长薛志仁带队员护送。不料在富县陷入胡匪军包围。他和宋志成、延波等人被围困在一所破窑洞中，敌人想往进冲，他们就开枪射击，最后，子弹用尽。张重义对同伴们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总不能坐以待毙，一定要想法冲出去，完成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大家烧毁了文件，埋掉了枪支，从窑洞中猛冲出去。架在窑洞顶上的敌人的机枪响了起来，冲在最前面的张重义不幸中弹而壮烈牺牲。时年仅40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重义烈士的遗骨被搬回朝邑，安葬在生他养他和他长期战斗过的西高明村。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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